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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海的另一侧，海风一年四季都带着咸味。山东那位做海鲜的老板，第一次去朝鲜海岸边时，正是秋天，螃蟹肥得壳都快撑裂了。他记得那时码头上的木板有点松，踩上去会吱呀作响，但眼前的收成让人暂时忘了谨慎。那几年，他和当地一家朝鲜会社合作，螃蟹、贝类一箱箱运回国内，生意做得干净利落，双方像多年朋友一样信赖彼此。

转折出现在一个春天的傍晚。那天他正坐在宿舍院子喝茶，对方的业务员笑呵呵推开门，说有个好机会——租个小港口给他用，条件是先建一座冷库。理由听上去无懈可击：港口有渔船，却缺存货的地方，老板有资金，当地有地皮和港口，双赢的事，何乐不为。实地考察后，他甚至开始畅想未来二十年的稳定合作，便一口答应了。

冷库盖好了，港口却在一纸“市里通知”后关上了大门。彼时朝方笑意依旧，“冷库还是你的”，但没多久，一摞摞账单接踵而至：地租、管理费、水电费，还有他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杂费，加起来已高过冷库造价。交钱或抵库，两条路，他选不出第三条，找关系找部门跑了几个月，到头来，只能目送那座冷库被收走——仿佛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参与游戏。

有过相似经历的不只他一人。另一位来自东北的木材商，听信了“参天大树就等你来加工”的说辞，把设备和工人都带进了朝鲜。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原料归他加工，朝鲜五年内不得外售。厂房五个月拔地而起，机器轰鸣待命，可运输木材的卡车一次都没出现。推脱、延期、再推脱，直到他也像前者一样，明白合同在这里更像一种礼节性的仪式。

海上的故事更带着几分戏剧色彩。大连船长的捕捞船在国内有手续麻烦，闲置便等于失血，便接受了朝鲜出海域、他出船的四六分成。但一到港口，朝方就亮出了“法律规定”：中国船员不能在海域作业，先交手技术，再由本地人出海。他在不情愿中妥协，却一次次看见收获少得连油钱都不够，而经验告诉他——鱼货已经去了别的码头。几番申诉无果，他在一个夜里悄无声息收拢船员，将船开回了北方海岸。等到朝方带着保卫部、安全部上门，找到的只是一名倒霉的翻译。

这些陷阱往往有相似的轮廓——在表面合作的糖衣下，隐藏着政策的空白、规则的随意，以及被有意放大的“互惠”假象。投资矿产的，把设备送到山口才发现对方要的是机器，不是矿。做房地产的，盖到一半突然停工；轻工业加工的，没等回本就被高昂基础成本压得透不过气。朝鲜的电力依靠自己解决，通信按分钟计费，各级部门的临时收费随时可能打乱账本。至于制裁下的设备进口，正规途径几乎封死，旁门左道留给投资者的只有风险。

外人往往低估了语言这道关卡的分量。朝鲜本地翻译有时替自家人说话，中国翻译又未必懂当地制度细节。在这些沟通的缝隙里，项目可能一寸寸陷进泥潭。甚至连最平常的私人安排，也可能被解读成不利于项目推进的信号。

黄昏时分，黄海的海面会泛起深蓝色的光，岸边偶尔有渔船的桅杆慢慢晃过。那些曾经满心算着回本的人，也许会突然想起，第一次踏上对岸那片滩涂时的心情——一切像未开封的盒子，里面装着故事，也可能是深不见底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