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涉嫌“通共”的将领之妻，按常理本应一同受难，然而陈诚却能将她从牢狱中解救出来——不是通过三次改判，而是一次有力的干预便达到了目的，蒋介石父子难道真的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吗？

1950年，当吴石将军被判处死刑之际，国民党正在进行一场名为“匪谍清算”的运动，任何与之沾染的人都将遭受残酷的迫害。吴石不仅身为中将参谋次长，更是被誉为“密使一号”，按照当时的规矩，他的妻子王碧奎也应被定罪为“知情不报、协同通共”。保密局将案卷呈递上去后，初步判决的结果是九年的有期徒刑。

“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王碧奎涉及谍报活动，不能仅凭其丈夫的身份而定罪。”这一行政干预之举，竟将原本9年的刑期削减至7个月，声称“因夫而受牵连，妇人无知”。毛人凤对此不满，遂向蒋介石申诉，但那时蒋介石正忙于策划反攻大陆，一边关注朝鲜战场，一边催促美军援助，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陈辞修懂得地方治理，就听他的”，并未深究——毕竟陈诚是他倚重的心腹，此类“小事”不值得过分追究。

“吾欠公堪（吴石的字）一命，今生难以回报。”这种生死相依的情谊，才是他舍身救人的真正动因，而非仅仅是出于对连坐的不满。

王碧奎在狱中未满七个月，便在1950年9月获得了释放。鉴于担心她再次遭遇保密局的纠缠，陈诚特意派遣幕僚以化名“陈明德”向她提供资助。此后，台北文化局在陈诚故居的地板下意外发现了一个铁盒，盒中装有27张汇票存根，所有汇票的户名均为“陈明德”。这些汇票总额高达5400元新台币，足以支付当时一名中校军官三年的薪俸。汇票的落款时间从1950年2月延续至1952年4月，并在结尾处特别注明“直至子女成年为止”。

王碧奎在出狱后以纺织为生，尽管并非完全孤立无援，但直至1956年前往美国之前，她每个月都必须前往台北市警察局履行报到手续。至于更改户籍，让孩子随母姓的决定，纯粹是出于她个人的顾虑，担心特务会对孩子进行监视，这并非陈诚的干预。实际上，陈诚还出手相助，为孩子的匿名入学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蒋介石实则并非未曾察觉，陈诚在1950年3月曾专向蒋介石的侍从室递交了一份绝密手札，意图将吴石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并称“长期监禁并观察更为适宜”。然而，蒋介石并未批准这一请求。尽管如此，陈诚后来成功救下王碧奎，蒋介石心中自是明了，只是未曾点破。那时台湾局势动荡，若真将吴石的家属逼至绝境，恐怕更会丧失民心。陈诚此举，实则是在助他稳固民心。

1952年，蒋介石着手整顿情报体系，翻阅了王碧奎的档案，然而陈诚早已将关键文件付之一炬。加之蒋经国正与毛人凤在权力上展开角逐，无暇他顾，不愿与陈诚公开决裂，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直至1956年，王碧奎前往美国与子女团圆，蒋经国也未加以阻拦。毕竟，缺乏确凿证据证明陈诚“违规”行为，若事态扩大，反而暴露出他们父子无法容纳一位女性的尴尬局面。

王碧奎抵达美国后，曾对人提及陈诚的幕僚，并特意叮嘱她：“切勿返回台湾，亦莫对人提及资助一事。”而后来，吴石的次子吴健成在捐赠父亲遗留下来的印章时，亦感慨地说：“陈家对我们家有大恩，若非陈先生，我母亲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有人议论，蒋介石或许是在装作不明真相，借助陈诚之力施行“仁政”；另一些人则认为，蒋经国与陈诚日后关系不和，或许正是源于对这一事件的耿耿于怀。究竟他是真的无意于此事，还是故意顺势而为，时至今日，仍无定论。然而，陈诚此番的干预无疑救了王碧奎一命，也在那段清算的历史中，保留了一丝未被磨灭的人情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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