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苏中地区战火正炽。一场本该是胜利喜悦的战役，却在指挥层内部引爆了激烈争议。这场内部争论，恰恰揭示了战时决策中战略风险与果断行动之间的复杂权衡。

棋局中的困境

彼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苏中我军面临敌伪军日益严峻的“扩展清乡”威胁。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粟裕的形势报告描绘了虽国际环境好转，但苏中局面仍显被动的实情。

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随之指出，由于持续拉锯，我区党校甚至没有固定校址，机关部队难得整训。这直接影响了干部培养和部队战斗力提升。

野战司令叶飞直言，抗日的大好形势是打出来的，扭转被动必须主动出击，建议近期发动一场大规模歼灭战。他的提议迅速获得了粟裕的赞同。

敌军“扩展清乡”行动预计四月初开始，这将迫使三分区领导机关北移，四分区机关也需调整。一、二分区机关亦将面临转移至高邮或兴化的困境，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为给各分区机关及部队提供稳定的机动与整训区域，确保集中精力反“清乡”，打开淮宝地区作为我方阵地，显得尤为迫切。车桥、曹甸等据点，恰好是敌徐州六十五师团系统的突出弱点。

出其不意，全民助战

车桥在行政上属于淮海省管辖，恰是敌伪两个系统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理与行政的特性，对我方而言是绝佳的利用点。粟裕果断拍板，并提出了“围点打援”的战术构想。

他认为，攻打车桥不仅能震动敌人，更能吸引周围援敌，将其在外围歼灭，以小博大。为此，成立了车桥战役司令部，叶飞担任野战司令，刘先胜任副司令，夏光任参谋长，张震东任副参谋长。

战前准备有条不紊：地形侦察、器材准备、部队训练，以及至关重要的后勤保障。淮安县委书记许亚和宝应县委书记曾涛闻讯后，立即动员群众，组织了两万民兵挖掩体、平坟头。

同时，一千民工负责运送弹药，还准备了一百副登城云梯和一千只船只。后勤物资储备充足，包括十万斤大米、五万斤蔬菜和二百万斤柴草，真正做到了“新四军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1944年3月4日晚，部队秘密出发。3月5日凌晨一点，主攻部队第七团在陶勇、彭德清的带领下，分兵两路向车桥发起进攻，战役正式打响。

胜利惹出风波

战斗进展顺利，至3月5日拂晓，敌人周边的四十二座碉堡已全部被炸毁。下午两点，车桥周围仅剩下两个小围子，战局已定。

战役打响时，黄克诚领导的第三师参谋长洪学智便率领第七旅攻克了第一师北面敌人的据点，确保了我军北翼的安全。次日，洪学智、彭明治、郭成柱赶到叶飞指挥部，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兵力支援。

担任芦家滩打援的廖政国所部也与敌人援军展开激战，一批批来援之敌被歼灭，廖政国这位“独臂将军”再次证明了其“放心将军”的美称。

然而，车桥战役胜利的喜讯，却在军部激起了不小的波澜。1944年3月9日，张、饶、赖三位领导联名致电一师，在肯定战役胜利的同时，也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与批评。

他们认为，为便于干部整风，不必主动过分暴露力量。信中提及华北百团大战“我是吃亏的”，以此警示过度刺激敌人可能招致大的报复，反而妨碍整风。

军部还指出，车桥敌指挥系统属华北，对苏中“清乡”影响不大，且不应以打开淮宝地区作为阵地。他们要求今后若有较大主动出击，须先电告军部，除非紧急情况。

饶漱石更是私下对粟裕、叶飞“未请示擅自做主”感到不满，认为此举“无组织无纪律，太不像话了”。他要求粟裕、叶飞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粟裕收到电报后，略微皱眉，随即坦然一笑，将电报递给叶飞等人。叶飞轻松地说：“乖乖，好大的火气，幸亏事前没汇报，要不然这一仗是别想了。”

原来，在决定发动车桥战役之前，粟裕和叶飞就预判饶漱石不会同意，因此他们决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个“先斩后奏”，瞒着饶漱石这位华中局书记。

1944年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三人联名回电张、饶、赖。他们详细申述了组织车桥战役的充分理由，反驳了军部的质疑。

电文中指出，苏中敌人正积极布置“扩展清乡”，将迫使我方机关转移。车桥、曹甸据点是敌徐州六十五师团系统弱点，且行政上是敌伪分界线，正可利用。

他们估计战役后敌无大举报复，即使有小股进攻也易于应付。即便敌人大举“扫荡”，也需徐州与扬州两个系统统一指挥，不易密切配合，我方也有时间预做准备。

同时，他们认为敌人或许也有让我主力向西北转移，从而便利其东南三、四分区“清乡”的企图，因此决定组织此战役。陈丕显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一致认为饶漱石是在“故意找岔子”，意图“整一整一师和苏中区党委的领导同志”。

公论铸就先锋

车桥战役最终大获全胜。此役共歼灭日军四百六十多人，俘虏二十四名，歼灭伪军八百名。这场胜利的喜讯迅速传遍全国。

延安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消息，热情赞扬“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祝贺，高度评价了车桥战役的重大意义。

八路军总部更是表扬道：车桥战役是1944年以前我军在一次战役中俘获日军最多的一次。日本方面也沮丧地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

面对全国上下的赞扬和中央及各地的贺电，饶漱石此前的指责自然烟消云散，也就不再提及要求检查的事了。

车桥战役的胜利，极大鼓舞和振奋了苏中军民的抗日斗志，也扭转了苏中地区的被动局面，改善了我军机动环境，扩大了解放区。

此战后，粟裕和叶飞又率领部队取得了一系列大小战斗的胜利，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大片地区。日军俘虏石川芳男战后曾评价新四军“用兵真如神”。

结语

这场胜利，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更是一次战略远见战胜保守顾虑的范例。它证明了在特定时刻，果断的战场决策对于打破僵局、开启战略新篇章的至关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