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立三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连任第五、六、七、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和第五、第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他因推行“左”倾盲动冒险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挫折。
在开国大典的庄严仪式中，刘少奇与李立三分立两侧，紧邻毛泽东主席。当时，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李立三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及党组书记的要职，而刘少奇则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负责分管全总的相关工作。
1922年春，李立三踏上征程，抵达湖南。受湘区委党组织的委派，他肩负重任，前往萍乡安源煤矿，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工运事业。
1922年秋季，路矿当局拒不发放拖欠工人的薪资，并图谋封闭工人俱乐部。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共湘区委员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刘少奇赴安源，与李立三、蒋先云、朱少莲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一场声名显赫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李立三肩负罢工总指挥的重任，刘少奇则担任工人总代表。9月13日深夜，一场震动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正式拉开序幕。路矿当局及萍乡镇守使肖国安调集了大量军警，试图镇压工人的罢工行动。同时，路矿总监工王鸿卿更是派出间谍和工贼，试图探查李立三的行踪，并悬赏600块大洋以收买李立三的生命。为了确保李立三的安全，工人纠察队将他转移至郊区三合桥的一户工人家中，李立三便在此处指挥罢工的进行。
路矿当局无法捉拿罢工运动的指挥者李立三，于是派遣人员前往湖南，通过贿赂长沙的一家报纸，在显眼位置刊登了一则紧急消息：“李隆郅因罢工事宜逃至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的部队捕获，不久前在长沙市小北门外被处决。”李立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现身，稳定了工人的情绪，并揭露了敌人的诡计。然而，这则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很快传到了法国。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闻讯后，信以为真，悲痛不已，他们立即召集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在巴黎郊区的戈隆勃·卡纳莱浦东特街39号的“华侨协社”大厅举行集会，为李立三举办了追悼会。
1925年5月15日，上海棉纱七厂的日籍职员开枪射杀了工人顾正红，此举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以及市民群体的强烈愤慨。翌日，即5月30日，两千余名学生涌进租界，发表演讲以声援工人的抗争，然而，结果却是百余名学生被当局逮捕，此事件演变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果断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并号召全市人民共同参与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李立三被任命为罢工的总指挥。
9月18日，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卸下了“支持爱国运动”的伪装，公然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并指名道姓通缉包括李立三在内的6位工人和学生领袖。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不仅可予逮捕，甚至可以采取暗杀手段。紧接着，反动势力收买了众多地痞流氓，着手实施对李立三的暗杀计划。
为助李立三脱身困境，党组织特意将他安排至成都路的戴立夫寓所。待大举搜捕行动结束后，李立三及其夫人李一纯遂秘密撤离上海，迁往汉口。
鉴于李立三成为军阀政府追捕的头号目标，甫抵汉口便泄露了行踪。吴佩孚随即发布命令，决心将他绳之以法，然而数日奔波，竟未能寻觅到李立三的踪迹。吴佩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遂雇佣刺客肖剑飞暗中下手。肖剑飞得知李立三非但非江洋大盗，亦非山贼巨寇，而是一位为工人大众出生入死、争取权益与自由的仁人志士。秉持人性与良知，他于心不忍，遂将吴佩孚的意图透露给李立三，使其得以安全转移。
肖剑飞为了向吴佩孚交帐，便编造了一个刺杀李立三的情节与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多家报纸登出消息：“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口不幸遇难。”此消息传遍各地，工人群体听闻李立三“遇难”的消息，无不悲痛欲绝。连续数日，上海纺织、海员、搬运等主要工会团体，以及汉口、武昌、安源、大冶等地的工运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纷纷以各种形式举办追悼会和纪念活动，对这位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表示深切的哀悼。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硝烟未散，我军即率部南征。经过江西瑞金的辗转，队伍抵达福建的长汀、上杭。抵达长汀之际，周恩来、叶挺、贺龙等领导正密商军机，忽闻张国焘匆忙推门而入，声音急促地传达：“李立三同志不幸殉国。”
李立三，在南下的征途中，肩负着战时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保卫处长的重任。他统领着一支近千人的运输队和担架队，负责物资与伤病员的转运。当部队抵达赣闽交界的武夷山黄峰岭时，李立三在丛林中发现了一种可食用的红果。他吩咐警卫员于柱儿守好随身物品，自己则深入丛林探查。然而，李立三进入丛林后久久未归，小于焦急万分，正巧又听到一声枪响，心中一沉，立刻赶往现场。只见地上散落着红果，一滩血迹触目惊心，却不见人影。就在此时，有人发现悬崖底部树丛中挂着一具尸体。由于悬崖深不见底，无法辨认尸体的面貌，但从衣物色彩判断，极似李立三。小于悲痛欲绝，急忙跑来向张国焘报告这一噩耗。
翌日，追悼仪式于长汀县正德中学的操场隆重举行。谁料，仪式尚未结束，李立三竟奇迹般地率10余位战士赶到现场。这一幕瞬间让在场众人转悲为喜。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急忙上前，将他紧紧拥抱，急切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何事。
原来，李立三正忙于采摘果实之际，不料丛林深处突然蹿出数人。其中一人猛然上前，企图将李立三拦腰抱住，意图将其摔倒。李立三未曾料到对方竟会如此鲁莽，他凭借所学拳脚技艺，巧妙地借力一摔，将对方摔至地面。随即，他转身对准那人就是一枪。见李立三武艺高强，手持短枪，其余匪徒不敢轻易靠近，只得抬着受伤的同伙企图逃离。然而，那名匪徒已经命丧黄泉，最终被他们抛弃在悬崖之巅。事后，李立三方才得知，这些匪徒乃上饶土匪头子孙为英的部下，他们在此设伏抢劫，却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损失了一名同伙。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全面清算了对李立三“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能够自觉且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过错，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并在实践中不断改正。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他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大”亦然。然而，1966年6月4日，李立三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组织程序的情况下，其工作权利被剥夺。在此后的半年多里，几乎每一次的调查、审讯和批斗，都与刘少奇的所谓“罪行”紧密相连。尽管如此，无论是面对逼供、诱供，还是“车轮战术”，李立三始终坚定地承受压力，忍受折磨，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编造伪证，不为个人过关而诬陷他人。因此，他被视为“顽固不化、无药可救”的“阶级敌人”。
彼时的李立三已迈入六十八岁高龄，加之高血压及其他多种疾病的困扰。其夫人李莎被作为“苏修”特务另行处理，早已消失在监狱之中，音信全无。孑然一身的李立三，每月平均需承受七次以上的批斗，对于一个高龄之人而言，又怎能承受得了！在精神与病魔的双重压力之下，他实在无法再承受这种折磨。在绝望中，别无选择，他只能向毛泽东寄去一封书信，随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
主席：此刻，我已陷入背叛党的绝境，对于我的罪行，我无法辩解。然而，有一点必须澄清，那就是我和我的家人从未参与任何通敌卖国的勾当。恳请中央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与审查，并给出公正、客观的结论……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李立三故后，和后来的刘少奇一样，连姓名权也被剥夺了。在他的“死亡登记表”上，只写着“服毒者李明”字样，连家属也没有通知就草草地火化了。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举行了“李立三同志追悼会”，公开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到会生前好友及各界人士一千余人。追悼会由彭真同志主持，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王震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充分肯定了李立三同志一生的功绩，特别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令人钦敬。遗憾的是，这次真正为李立三同志召开的追悼会，虽然灵堂里也放着他的骨灰盒，盖着党旗，可是骨灰盒里并没有他的骨灰，只是他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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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初期，党内对于工会工作方针的看法逐渐分化为两种立场。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发表报告，强调工会与行政在根本立场上一致，但由于职责和任务的不同，具体立场存在差异。8月4日，刘少奇对邓的报告给予了肯定，并批示要求《工人日报》立即刊登。李立三亦表示支持，指出工人认为工会能够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东北局书记高岗对邓的观点持反对态度，撰写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主张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完全一致，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该文提交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予以发表。
1951年10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全总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及方向性偏差。此后，李的职务随即被撤销，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接任。同年12月13日至22日，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主持召开了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重点对李立三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李立三同志接受批判后，刘少奇同志也在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到了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立三同志担任的劳动部长职位亦被免除。
注释
1936年五月，李立三与李莎喜结连理。翌年二月，他不幸被内务部人员拘押，随之被剥夺了党籍。直至1939年十一月，他方才重获自由。随后，在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的安排下，他得以加入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了一名普通职员。
1945年，李立三被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抗战胜利之际，郭沫若在访苏期间，携信向中共中央表达了自己希望以无党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归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愿望，并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了申请。然而，他当时尚未得知自己已被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他返回祖国，随后担任了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的成员，即中共的首席代表。同年秋季，他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负责与苏联的交往。然而，由于与中长铁路苏方副局长有过节，双方关系紧张，李立三随后被调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194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以及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同年，他建立了一个俄文编译小组，负责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和毛泽东的多部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并迅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建国后，基于这个编译小组，中共中央编译局应运而生。1949年2月，李立三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随后遵照中央指示，随中央机关迁至北平工作。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立三被选为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政务院委员、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等职。他参与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