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两千块，买一个“万一”。

这是王建军给出的理由，当他把三个月跑运输、扛钢筋换来的血汗钱，交给了那个叫做“明日之光”的夏令营时。机构的视频里，孩子们在苍山的草地上追逐蝴蝶，老师说“草木气能通感官”。他想着，万一，那个只会说“要”和“不要”的八岁儿子，能开口喊他一声“爸”呢？

这个“万一”的代价，是四天三夜后，在二十米深的山涧里，他看到了儿子小小的、冰冷的身体。

那个出发前塞好的、妻子亲手织的小毛衣，被溪水泡得发胀，敞在行李箱里。

所谓的“自然疗愈”，最终以最残酷的自然方式，画上了句号。

北京的出租屋与苍山的风

为了给一凯治病，这个家早已被掏空。王建军和妻子在北京租了间破旧的小屋，妻子全职守着康复机构，他则白天开货车，晚上去工地加夜班。

他曾对人说，只要儿子能多看他一眼，什么苦他都能吃。

生活被压缩到只剩下一个目标：让儿子的世界打开一道缝。

一凯的世界很小，小到连自己穿衣都得人帮忙，小到去年在小区玩滑轮车跑丢，被找到时，只是蹲在马路牙子上安静地数着车轮。

他不会呼救，甚至不会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急了只会去扯别人的衣角。

所以当“明日之光”许诺一个“草木通感官”的奇迹时，王建军赌上了全部。

姥姥劝他再想想，他红着眼坚持。

他把对儿子未来的所有想象，都寄托在了那片他从未踏足过的、遥远的苍山。

扳手落地的声音

变故的信号，是“当啷”一声。

八月九日傍晚，王建军正在给货车换轮胎，姥姥的电话打来，说一凯在夏令营走丢了。他手里的扳手应声落地，砸在地上，也砸碎了他所有的侥幸。

他连夜赶到大理，迎接他的是四个老师苍白的脸。

七个孩子，四个老师，偏偏是那个最不会求助的一凯，消失在了山里。

“他连‘help’都不会说”，王建un蹲在营地边，指甲抠进湿润的泥土里，一遍遍重复着。

他兜里揣着儿子的诊断书，那张纸的边角很快就被苍山的雨水浸得卷了起来。

饼干和带血的手

八月十日凌晨三点，第一支搜救队进山，王建军跟在最前面。

他没合过眼，头灯的光柱在浓雾和雨幕中摇晃，他手里攥着儿子穿了三年的旧凉鞋，走几步就用嘶哑的嗓子大喊：“凯凯！

爸在这！”

救援队划分了区域，他抢着去了最难走的北坡。

那里的草比人还高，雨后的山石湿滑无比。

他滚下过山坡，手掌被荆棘划得鲜血淋漓，爬起来，他只是拍拍土，继续喊：“凯凯！看爸给你带饼干了！”他口袋里装着一凯最爱吃的草莓味饼干。

同行的队员劝他歇歇，他摆手拒绝，“我儿子怕黑，我得喊着他，他才敢出来。”

这四天三夜，他的喊声几乎没有停过，从充满希望到渐渐绝望，最后只剩下机械的本能。声音撞在树干上，散在风里，却再也没能等来一声回应。

那颗攥紧的奶糖

搜救进行到第四天下午，王建军正沿着清碧溪往下游寻找，上游传来了消息。他疯了一样往回跑，脚底被尖锐的石头硌得生疼，却毫无知觉。在那个二十米深的山涧边，他看到了终点。他想冲下去抱起儿子，被队员死死拦住。

后来，他在救援队的微信群里，打了很多字，又一个个删掉。

最后只发出去一句：“这几天大家辛苦了，代一凯谢谢各位。”群里有家长在痛骂机构失职，他没有参与讨论。他只是拿出手机，用袖子擦了擦屏幕上一凯的照片，照片里的孩子，眼神依旧飘向镜头之外。

收拾遗物时，他在一凯的裤兜里，摸到了一颗被攥得皱巴巴的奶糖。

那是出发前，他亲手塞给儿子的。“这孩子，啥都不会，就知道攥紧好吃的。”王建军低声说着，小心翼翼地把糖纸铺平，夹进了自己的钱包。钱包里，还有一张全家福。

结语

悲剧发生后，夏令营的资质和老师的责任问题，正在接受调查。人们愤怒于这类机构打着“锻炼孩子”的旗号，却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去年就有夏令营出事，孩子崴脚在山上苦等两小时。

这些血的教训，似乎总也换不来行业的警醒。

王建军没有再多说什么，他只是想告诉和他一样的家长们：“别信那些花哨的词儿，孩子要的不是大山，是你在他身边，一步都别走开。”

苍山的雾最终还是散了。王建军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陪着儿子下山。

他走得很慢，时不时会停下来，对着身后轻声说：“凯凯，爸带你回家了。”

山风穿过林间，呜呜作响，像是孩子一声模糊不清的回答。